没有借条，只有转账凭证，民间借贷诉讼这样判原告作为主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虽然没有能够提交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但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即应当认为其对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此时，被告如果提出双方之间款项支付的其他事实基础，则需对其主张予以举证证明。

投资合作纠纷违约金是否过高？不能以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作为判断标准再审申请人成都天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巴中普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终1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债务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视为对原债务重新确认，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人民法院对于金融机构的金融借款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利率24%民事案件案由既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性质的概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

即便民间借贷利率已达到上限，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也可要求借款人另行承担

银行行长向自然人出具借据、收据并加盖银行印章的是否对银行有效案涉银行的某支行行长向自然人出具借据、收据并加盖银行印章，而款项则流向了案外人银行账户。鉴于向自然人借款不属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更不属于行长的一般职权范围，其上述行为超越了代表权限，构成越权代表。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银行并无向他人借款这一业务，还与该行长约定并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表明其并非善意相对人。原审判决认定案涉行长的上述行为构成有权代表，对该支行发生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

实施轻微暴力又同吃、同住、同行跟随讨债的行为，如何定性被告人戴颖、蒯军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是合法要债，不构成犯罪。戴颖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没有拘押被害人，只是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达不到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程度，不构成犯罪。

不具有放贷资格的主体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形式进行放贷就能规避“职业放贷”的风险吗

经常性发放委托贷款构成“职业放贷”案涉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其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应属无效。

以房屋买卖合同形式为借款提供担保并约定逾期则房屋归出借人的，构成让与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