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印章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当然导致所签合同无效
案例一：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与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白增江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最高法院认为：“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化同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
案例二：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陆东武、江苏天盛工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潘冬英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544号]最高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并不因为陆某构成骗取贷款罪而必然导致其与润元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陆某以加盖伪造印章的方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润元公司贷款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骗取贷款罪，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润元公司享有撤销权。因润元公司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案例三：北京瑞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宜昌博奥科工贸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00163号]该院认为：“虽然宋圣明因伪造潞安集团印章的犯罪行为而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民法院以‘伪造印章罪’判处拘役6个月，但该事实只是证明宋圣明伪造潞安集团印章行为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并没有确认宋圣明以潞安集团名义所实施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否定宋圣明作为实际施工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宋圣明以潞安集团的名义实施涉案工程的施工行为属实，宋圣明对其以潞安集团的名义施工的工程有权向瑞图公司主张工程款。”
案例四：张家口市景泰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终字第102号]该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张希林、王海霞、路长安等人涉嫌使用伪造印章签订购销合同并构成犯罪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王海霞、路长安、张希林的身份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三人的行为如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不能免除北京工程处的民事责任。北京工程处为上诉人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应由其法人承担。原判兴隆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案例五：九江周大生实业有限公司与邱赐添、刘财、廖红霞、福建省虹盛电器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该院认为：“刘财作为周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对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财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10日向邱赐添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10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邱赐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财超越权限、或者邱赐添与刘财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财犯伪造公章罪，该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财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