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债务性质的认定是夫妻债务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条（《民法典》第1064条）充分吸收了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其表现形式可以是事前的共同签字，也可以是事后一方的追认。此即所谓“共债共签”制度，这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理。主要考虑是，在债务形成之时，债权人往往处于优势地位，课以其一定的风险控制义务，并不明显加重其负担；同时，能够在家庭重大财产利益的处分上保护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尊重其知情权和同意权；亦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事后纠纷的发生概率。当然，事后追认的方式，不限于书面形式，实践中可以通过电话录音、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记载的内容进行判断。
二是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是认定夫妻因日常家庭生活所生债务性质的根据。此类债务主要是日常家事代理范畴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过程中产生，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一般包括正常的吃穿用度、子女抚养教育经费、老人赡养费、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等，是最典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均有规定，此处不再赘述。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域外立法例看，对于家事日常生活所负债务问题，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2款、第3款对日常家事代理所生债务的连带责任有两项除外性规定：（1）视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责任。（2）一方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责任；但如果此种购买与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这表明，在法国法中，超出日常家事范围的“明显过分开支”和“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都不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所生之债。它们是举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实践中确定日常家事代理范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特别说明的是，家事代理责任承担的前提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家事代理制度解决的是夫妻一方因日常事务代理与第三人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后的责任承担，与夫妻财产制无必然联系。
三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债权人不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同体，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除因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形成日常家事债务外，还会与第三人形成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如大额借贷、赠与、不动产买卖等。为保护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合法权益，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所负债务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将举证责任课以债权人，以倒逼债权人在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时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按照本条（《民法典》第1064条）第1款规定要求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签字同意，确保债务形成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也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情况。民法典严格限制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精神，应当说对于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和语境下，所谓“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指夫妻作为共同债务人，以全部财产对该类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此，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偏严，有利于保护夫妻未举债一方的财产利益。有疑问的是，是否需要将债务性质认定与债务清偿责任分别规定，尤其是在未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包括侵权之债、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的情形，责任财产的范围如何界定。在婚姻关系存续和解除婚姻关系两种情况下，处理方式是否存在差异等，都有待实践中继续探索总结。
目前实践中一般掌握的是，如果未举债配偶一方已经基于该债务受益，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情况下，基于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似无不妥，但实际上，在夫妻一方对外投资经营的情况下，基于婚后法定共同财产制，另一方受益的情况是常态，而由于生产经营的风险巨大，如果只有较少的受益而负担巨额债务的，亦存在权利义务失衡的质疑。因此，如何合理界定市场经营风险与婚姻家庭稳定之间的界限是一个重大课题。相反的，如果债权人无法举证，也可能存在纵容夫妻双方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因此，应当进一步探索债务的清偿规则。在未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基于夫妻共同财产所负债务的原理，未举债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此承担责任，其婚前个人财产、离婚后取得的财产以及其他法定个人财产不再作为责任财产范围。从而既能体现婚姻家庭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伦理性特征，又能给未举债的另一方提供一种切割风险、开始新生活的机制，以平衡债权人和未举债配偶一方利益。当然，这有待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67~169页。）
